「哈日」與都市空間的文化研究—「哈日之城」西門町

「哈日」與都市空間的文化研究—「哈日之城」西門町

遲恒昌，台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版權所有

本文是筆者在過去一段時間研究哈日與西門町的過程中，研究上的一點心得與分省，提出兩個部份來供討論，在進入討論西門町與哈日消費文化之前，筆者先說明對於「哈日」、「哈日族」的看法，接著指出九０年代再次崛起的西門町是青少年的「哈日之城」—在日本化流行文化浪潮下所建構的「大東亞哈日圈」台灣版本的真實空間，是日本化的文化消費空間（Japanized Cultural consumption space）1的具體化。

一、哈日

1.哈日研究

國內哈日相關研究多著重於媒介傳播研究，以日本影（圖）像文本進行分析，上溯「有線電視系統」的開放，以及台灣對日本文化商品的管制解除，這些研究如以漫畫（孫立群, 1998；徐佳馨, 2000）、日本偶像劇（王幸慧, 1999；蘇宇鈴, 1999；林瑞端, 2000；李明璁, 2001） 為核心來闡釋日本流行文化在台灣的現象，其中李明璁(2001）指出年輕人對日本的認同與模仿，完全只是透過雜誌、圖片、與服飾等視覺而非語言的事物，於是九０年代日劇的播映傳達的是視覺的影像，增強了日本文化的影響。日本影視商品做為日本流行文化表現形式，確實扮演了推波助瀾的重要角色，加速了台灣日本化的現象。例如日本偶像劇「劇中主角們使用的、穿的、吃的及玩得乃至於劇中人物的生活型式等，都成為一種可供消費商品而納入臺灣的消費市場下。」(蘇宇鈴，1999：133)，偶像劇成為生活型錄，用以凝視東京的最佳參照文本，以及大量發行的「日本情報誌」雜誌提供了東京的生活方式與消費活動的想像。

日本流行文化在台灣，是日本流行文化在東亞的現象之一，應放在資本主義全球化（更精確應該說是區域化）與日本化（Japanization）的脈絡下來思考（Ching, 1998； 2000a, 2000b）。(2000a) 指出日本流行文化席捲東亞的現象，其實意味著日本重返亞洲的企圖，日本大眾文化是以一種「沒有日本氣味」的方式輸出，在消費之中無法辨識商品的日本性格，以一種無國界無日本味的方式進行商品包裝，他指出因為文化接近性（cultural proximity）的關係，日本流行文化在東亞諸國較易被接受2。以「文化接近性」觀點來解釋日本流行文化在台灣的現象，為國內研究哈日相關研究廣為引用，文化接近性確實做出了部份解釋（相對於美式流行文化），可是沒有說的是，何以這個文化的「接近」幾乎是日本流行文化商品的單向輸出東亞，暗含了一種東亞生活觀或著價值觀在其中，同時以日本為中心的思考，另外「沒有日本氣味」的方式輸出確實是便於日本流行文化「在地化」，以及免除輸入國家連結上日本帝國主義的恐慌聯想，其實就為了閃避被標記為「殖民」的可能3。在當今東亞諸國對日本文化商品的哈日狂潮下，這個分析似乎無法用以掌握西門町的現實的狀況，在全球化的「哈日之城」西門町「沒有日本氣味」的日本商品是不值錢的，「日本製」（Made in Japan）直接連結上高級精緻產品的想像，「日本文化在台灣不僅僅只是可聞，而且它在東亞也是伴隨著一種流行氣息（sweet scent）的文化現代性表徵」（, 2000a：212），而青少年的哈日只是其中的一種表現形式，而更深層地是日本仍然持續做為台灣現代性的來源。

2.接近日本方式不同的哈日族

我不對哈日族提出一個規範的分類還是定義，因為那無法掌握現實，筆者以受訪者美麗的分法來將「哈日族」做簡要式地說明，她說：

哈日族有很多種，有一種少男少女喜歡日本流行的東西、音樂、日劇、他們的藝人；還有李登輝哪種，年紀大一點受日語教育，親日派，在某種程度跟日本文化很熟；...漫畫迷、電玩迷對漫畫電玩喜歡，以致於他們要接近他們喜歡日本的東西，給我的感覺〔是〕他們跟日本人很熟，我在還沒有學日文前，我覺得他們有異文化的感覺；另一種純粹對他們的商品，各種類型的商品喜歡，喜歡日本製造的東西，...〔他們〕接近日本的方式不一樣，(美麗, 2000/5；底線為筆者所加)。

筆者將哈日族概分為像老一輩的親日派如前總統李登輝先生也就是小林善紀所推崇保留日本傲骨精神的台灣父祖世代；喜歡日本流行文化的音樂、日劇迷、日本偶像；喜愛日本漫畫電玩的人，以及純粹喜歡「日本製」的商品，他們「接近日本的方式不一樣」，其實就是以不同的方式來「哈」日，以此分法並不是要做為分類哈日族的規範性定義（例如老一輩的親日派與青少年的哈日族有相當大的差異性），而是提醒我們得面對哈日族，這個範疇「內部」的差異與複雜，差異存在於「我們」與「他們」之間，也存在於哈日族「他們」之間，如果認真看待他／她們異質紛雜的聲音，所謂的「哈日族」，其實同中有異內部存在著相當的差異。此外，國內關於「哈日」的研究或討論（如前述），幾乎都處理了認同政治，討論這些文本對他們認同的影響，或著透過這些消費活動以尋找個人的意義；而對於哈日族的批評，多認為青少年為資本主義下的受害者，或著批判青少年被日本「文化殖民」，對於後者其實反應了成人社會對於台灣在分裂的國族建構過程中，認同混淆的焦慮，反而緊瞪著要檢驗青少年在消費日本流行文化時對「國族國家」的認同趨向。

3、哈誰的日？《台灣論》與日本精神

去年二月份，台灣社會為《台灣論》吵得滿天嘎響，我跟幾位研究對象聊起漫畫，就順勢問了《台灣論》，她們說「什麼？我沒聽過？日本的，什麼時候出的？我怎麼可能不知道？」本來不看日本漫畫的成人，為了解《台灣論》反而去買一本來翻閱，小林善紀批評日本現在的團塊世代，以及期盼日本年輕一代向台灣祖父們學習在日本消失的日本精神（2001:267），他認為台灣保留了「日本（傲骨）精神」，《台灣論》其實要書寫給日本的年輕世代，希望他們多學學「日本精神」。小林在書中提到這些台灣父祖世代的孫輩：「到了他們的孫子這一代，台灣開始出現大量的『哈日族』，對日本的次文化瘋狂地著迷。」（2001:70），小林說的台灣的父祖世代正是吳念真所導的電影《多桑》裡的多桑（可參見陳光興（2001）對於《多桑》的分析），多桑的孫輩—台灣哈日族的年輕世代，他們哈的「日」是日本流行文化，模仿的卻是日本涉谷系青年男女，向那些小林善紀所批評不知「日本精神」的日本年輕世代學習，沒有向他所謂保留「日本精神」的台灣父祖世代學習，這尷尬小林到是幾乎忽略不提。這一來一往很錯亂的投射，台灣哈日族反倒折射出了小林的想像，《台灣論》其實充斥著後殖民年代帝國主義者的鄉愁，岩?功一（2001）說得妙，他說日本流行文化在台灣的盛行，其實會使得小林感到不安，因為那會動搖了小林的後殖民鄉愁「日本精神」，正是這個道理。



4、哈日族與賣國賊

大陸知名記者范麗青（2001）以「中了太陽毒」盲目崇拜日本的一切來形容台灣哈日族，這是典型對哈日族的批評，她在《中國青年報》撰文4指出：「哈日」，是當今臺灣社會的一種時髦﹐指的是盲目崇尚、追逐、模仿日本時尚的流行文化，這樣的風氣被稱為「哈日風」，這樣的人被稱為「哈日族」。「哈日族」這個稱謂帶點貶意﹐帶點輕蔑。「哈日」二字﹐本是從閩南方言音譯而來﹐意思是被太陽光毒曬中暑。哈日的確是由台語而來，范麗青以「被太陽光毒曬中暑」來形容，到是筆者第一次聽到對哈日族如此「生動」的描述，對哈日的解釋是相當分歧異質的，問題是認為自己是「哈日族」的人並不會覺得這個稱呼帶著貶意，反倒是對哈日持反感的人才會覺得輕蔑。

副總統呂秀蓮也指責年輕人的哈日，在去年二二八紀念日的演說，指責有些年輕人哈日將頭髮染得「紅吱吱」，「飯島愛一來，哈得跟瘋了一樣！」5，筆者認為並不是哈日族都喜歡把頭髮染成紅色，而飯島愛的旋風也主要是來自於A片中女體現身的魅力（若依呂副總統的說法，哈日本A片女優也算哈日？）。呂秀蓮與范麗青從（不同的）國族認同立場來批評哈日族，尷尬的是她們對哈日族的批評是那麼的相似，呂秀蓮對哈日族的批評，其實混淆了流行文化與政治認同的區隔，成人社會對青少年的批判，正是沒有看到自己已經內化的階序性世界觀，部份人士將青少年的日本流行文化簡單化約為文化殖民，相對地好萊塢強勢流行文化受到攻擊的火砲相對少了很多，「台灣對上層社會於年輕一代「哈日族」的反感，卻從來沒有所謂『哈美族』的命名，反應的是美國性的無所不在，至少它完全內在於我們的文化。」（陳光興,2001:98) ；如果我們把逐漸在台灣熾熱的「哈韓」—韓國流行文化，不管PUCCA還是韓劇的偶像明星，一併拿來看青少年消費文化，立刻發現以簡化的「殖民—被殖民」觀點是無法看清楚西門町青少年的消費文化，哈日族現象確實使得台灣早已分裂多重的國族認同的建構更加鬆動，哈日族意外地成了一面鏡子，折射出台灣國族認同的焦慮與錯綜複雜。

陳光興在分析《多桑》時，有一段討論到父女爭執的場景，女兒「無法認知多桑的歷史經驗，特別是成長生命中日本符號已經根深蒂固的基本參考點，『你什麼都日本』的指責不僅是個人式的攻擊，也是國族主義的大反撲」（2001:61；底線為筆者所加），歷史的尷尬是多桑的兒女成了今日哈日族的父母，我問到幾位研究對象，其他人是怎麼看你們哈日族呢？那些高中生的受訪者不約而同都吐出「賣國賊」三個字，不然就是「崇洋媚外」，有人說「叛國賊」、「漢奸」，都是很嚴重的批評，寶寶生氣地說：「有些人說〔哈日族是〕賣國賊，像我們覺得日本的東西比較好就買日本的，可是台灣的商人就不會像說去創造可愛的東西，就變成一直仿冒，就像日本就會看青少年喜歡什麼，我再去研發新的東西，去吸引青少年，可是台灣的市場就不是，像你喜歡趴趴熊就一直仿冒趴趴熊，你喜歡Hello Kitty的東西，我就一直模仿Hello Ketty，就是一直模仿日本，那乾脆還是買日本的東西，還是買原版，反正你都是仿冒的。... 覺得那是抄襲不好看，他們在丟台灣的臉，人家說台灣是盜版王國，一開始是想說我們不要再買盜版，這樣子很丟臉，所以我們就去買正版，久久而之就真的喜歡上日本商品了。」外界對哈日族的批評，總認為哈日族沒有「國家意識」或著「國家認同」，在寶寶說明她哈日的過程中，卻是因為覺得人家說台灣是盜版王國，覺得我們不應該要再買盜版（不想自己的國家被說成盜版王國），台灣的商品沒有創新多以仿冒為主，這使得她買不下去。高中女生柳丁說：「不能否認日本的商品本來就比較好，〔台灣〕有辦法就自己做更好的，這是競爭的問題。」，柳丁與寶寶的觀點類似的，都認為並不是哈日族或是青少年的問題，而是台灣的商品因為競爭力不夠，根本無法吸引青少年購買。

我們在討論這問題時，高中女生小雅想到慰安婦，她說：「有時候想到老師給我們看的慰安婦〔紀錄片〕，就覺得日本很可惡，可是為什麼每次都跟著日本流行走，...不過我覺得這個時代跟那個時代不一樣了，是過去式了，我覺是比較老的阿公阿媽她們的想法，現在換我們這個年代已經不一樣了」，柳丁接著說「因為我們沒有經歷過那個〔殖民〕的過程呀！就那個年代的一些遭遇呀！就〔他們〕嘴巴唸一唸，〔我〕就忘記了」，也不會妨礙到她繼續哈日，國族認同的命題與她們的哈日，她們覺得是不同時代的事情了，對於混淆了流行文化與政治認同而糾結在一起，所衍生對哈日族的批評與污名，覺得那是老一輩人的想法了是過去式，並不會影響她們繼續哈日。

二、「哈日之城」

我們的生活世界大量充斥著日本式的商品名，生活裡充滿了跟日本有關的字眼，日文的形容詞、問候語，食品名、日本的地名，大量地得挪用移置成為我們生活裡的符號，便利商店的御便當布條與各式新食品純喫茶、和風涼麵、湯種麵包，甚至房地產的命名往淡水的路上你可以看到大型建築開發案就名叫「霞關」，去年筆者有機會跟Ching老師閒聊時，十年沒回台灣的他，他提到對台北的觀感時，他說其實最具體的「日本化」展現在台北的便利商店裡。一如蘇宇鈴（1999:145）指出透過此種消費日本風格的商品（或流行文化）的實踐過程，「所扣連的除了是『日本商品』與『臺灣消費者』，也連結了『日本』與『臺灣』兩地的具體空間」。而前述關於哈日現象的研究或多或少提到了西門町做為消費日本流行文化的重要地點，都同意台灣處在日本流行文化的籠罩之下，已成了一個如「日本式消費文化空間」(許如婷, 2000)、「日本流行文化的消費空間」（林瑞端, 2000）、「日本化的文化消費空間」(李明璁, 2001)，上述這些研究者所指的「空間」所其說是一種哈日現象的展現或是氛圍，還不如進一步將之想像成是一種哈日現象的「表徵的空間」(representational space)，而筆者所研究的「哈日之城」西門町則是哈日現象—空間的具體化也就是「空間的實踐」（spatial practice)。

九０年代中後期由國家與資本共同催動「重返」西門町的熱潮，透過行銷青少年文化創新的方式成功地啟動了都市更新，閃耀的西門町已經重返台北。西門町做為青少年的公共空間，是中介（已經）全球化青少年流行文化的空間，使得西門町成為消費「日本」的流行文化消費空間—「哈日之城」。筆者認為西門町具有幾項空間特質，分別是周轉率高快速更新的消費地景、街區具有提供看人與被看的舞台性格、青少年的公共空間，以及「做自己」對規訓空間的反抗（遲恒昌,2001:81-88），而哈日消費文化與西門町這一空間的關係，我將之稱為「哈日之城」6有三個層次：一、西門町聚集了哈日族所慾望的日本流行文化的商品與活動，在實質都市地景上西門町被建構成消費日本的消費空間，是哈日現象—空間的具體化展現是「空間的實踐」（spatial practice）。二、在後殖民的文化想像上，西門町慾望著原宿、甚至主動模仿，被媒體建構、想像成原宿（竹下通）。三、空間規劃設計者順從著前兩個路徑，構思營造一個拼貼日本的空間。這三者共同驅動了「哈日之城」地景的建構過程。

1、西門町做為哈日現象的「空間的實踐」

西門町從殖民年代中介著日本的娛樂活動—電影、戲劇，西門町是殖民者的歡樂街7，戰後國家為建構國族認同，戮力消除日本文化的影響，尤其對日本影像商品（電視節目、電影、音樂等）的管制一直維持到九０年代，而這些影像商品其實正是日本流行文化的重要表現形式，管制日本影像商品輸入，也就箝制了日本流行文化的輸入8。今年24歲的小美跟我說：「你要曉得喲，當年這些東西可不是那麼普遍耶，書籍類的東西或許光華商場還有，〔日本流行〕週邊產品別的地方可是買不到的喲！」小美說那日本流行文化管制的年代，要買日本青少年偶像商品，不管是斜仿品還是真品平行輸入，幾乎只能到西門町「萬年大樓」尋找，那裡是美日青少年舶來商品的最前線，這幾乎是過去台北青少年的集體經驗。過去的斜仿或著現在的真品，西門町都是連結日本，最具體的空間，東京流行的玩偶的蹤跡很快就能在西門町發現，掛在門口擺在店裡大賣特賣，這歸功於西門町跑單幫式的採購體系能快速靈活地引入全球化下快速流轉的日本流行商品。也因此西門町商圈6千多家的商店9，一家接一家風格各異的服飾店、琳瑯滿目的日本雜誌漫畫、CD；五彩炫麗的珠串飾品小玩偶等，「哈日」是西門町的主流風格，不是只有西門町才賣哈日商品商品，但西門町商店密集，而且樣式新穎最流行的日本商品就是得到西門町來找。西門町的好玩與大量的日本流行商品，到不是本文能細說的，有興趣的朋友請參考最新一期四月號的《Taipei Walker》一共列舉了42項如何讓你樂透西門町的去處與法子。

2、原宿10做為西門町慾望的「他者之城」

週末下午到西門徒步區逛逛，不時看到幾個頭頂著五顏六色、帶著耳環、穿著垮到不能垮的「垮褲」男孩，還是腳踩厚底鞋、穿著細肩帶花背心、短褲短到不能再短的「辣妹」穿梭其間，青少年的打扮使得西門町常被拿來類比為東京的原宿竹下通。東京是青少年文化的中心，原宿則是東京青少年的中心，原宿是東京青少年最喜歡的區域，開放的商業與娛樂的區域使得年輕人學習所謂的新或酷。尤其是由外省來的青少年，他們成群地到原宿車站附近販賣青少年商品的竹下通，說西門町類似原宿竹下通，而其實西門町≠原宿，彼此間是有明顯的差異的，西門町至多停留在竹下通階段，還不到日本東京最時髦的「裏原宿」流行文化的層次，西門町青少年類比的對象是竹下通的青少年次文化。西門町與竹下通都以「個性商店」的小店舖做為主要的販售空間，而且因競爭激烈店面的周轉率高，西門町街區的消費地景被迫不斷更新，各式各樣的服飾小店雲集，來自香港、日本、東南亞、或是歐美的服飾配件令人目不暇給，迅速就能搭配出酷異模樣的天堂，也因此看人比觀賞商品還來得興奮，這與西門町的舞台空間特質相輔相成。

台北西門町又怎麼想像／慾望日本，有「哈日教主」之稱的哈日杏子由日本小學館出版的漫畫中，她畫到西門町的地景：包括台隆首創（Tailung Hands）對照著Tokyo Hands、西門新宿、新幹線迴轉壽司11，漫畫中阿杏以日語說道：「這就是台北的原宿西門町呦」。營造出哈日風盛行的西門町卻也絕大部分日本藝人來台宣傳或著私下閒逛不會過錯過的一站，日本人怎麼想像西門町，兩則筆者取至東京地鐵站的旅遊廣告，招攬著日本人前往台灣觀光的廣告分別寫到西門町「擁有豐富的價錢划算衣服及配件之台北的原宿」12、「受年輕人歡迎的鬧區,服裝店,電影院等聚集在此」13，西門町由殖民者的歡樂街發展而來，在今日西門町仍是日本青少年流行文化的聖地，東京的流行文化的重鎮涉谷、原宿成為台北西門町青少年與店家慾望的對象，另一方面西門町反倒成了戰前居住在台灣的日本人莫名的鄉愁，這在朱天心的《古都》、或著是《台灣論》都可以看到這樣的影子。

3、拼貼的空間—想像中的徒步區與廣場

西門町徒步區的街區環境設施被用以支援青少年休憩活動，這其實是肯定了西門町青少年的消費文化，規劃者也進一步承認了西門町做為青少年哈日流行文化的重要空間，為了迎合青少年的哈日的口味，發展局的規劃者對於新世紀大樓樓頂的「光塔」設計毫不掩飾地誇張地意欲模仿東京台場富士通電視台的光塔，雖然與位於東京台場富士通電視台的「光塔」毫不相關，尺度上亦相差甚多，捷運六號出口的廣場，在鋪面改善、燈光經過設計、大型的LED看板播放電影的廣告，發展局官員興奮說到就是想要將廣場營造出一種像日劇那種讓你難忘的空間感（遲恒昌，2001:59）。不過弔詭的是，殖民城市殖民者以帝國首都東京的模樣來改造城市（如表町即今館前路，就是仿銀座練瓦街），後殖民年代被殖民者後裔慾望著東京街區來抹寫地景，想像、拼貼出日本味的空間。

4、虛構的哈「日」商品

「哈日」做為一種身體實踐與文化想像，連結上「日本」、「東京」、「涉谷」、「原宿」、「竹下通」（這些是不同尺度／層級的空間），現在商品由「沒有日本氣味」的包裝轉而為「日本氣味」欲濃烈愈好販售的年代，在這裡我要指出西門町哈日商品的所哈的「日」的「虛構性」。

高知名度的店家多與平面媒體相互合作，主動營造的日本流行趨勢，企製「日本情報誌」的流行主題，往往不是店家能獨具慧眼能掌握流行趨勢，而是結合媒體行銷加上「哈日」二字，什麼東西都可以變身為最新流行的哈日商品，這樣的「日本情報誌」卻是哈日族資訊的重要來源之一，做為選購服裝與商品的參考。西門町店家的流行商品貨源除了由東京、大阪採購外，也多由香港、漢城採購，但這些可都成了哈日流行商品，再舉衣服的例子，部份的日本成衣品牌廠商在中國大陸下單，衣服標示著「Made in China」，但由於台灣仍對大陸製品輸入管制，西門町跑單幫的業者，發展出一套變通之道，在東京通關前雇由專人將衣服上「Made in China」的吊牌剪下，但為了「驗明正身」更為提高賣相，業者自己弄個吊牌或直接蓋上「Made in Japan」，為的是繼續能搭連上高級精緻產品的想像。哈日族慾望的哈日商品不再是Made in Japan日本純種了，不要懷疑連你的烤焦麵包（KOGEPAN）都是在中國大陸烤的。

全球化的跨界生產網絡中，中國大陸代工的成衣廠，很可能是台商經營的，而哈日風格的衣著（由中國經東京到台北）的產銷過程，成了一種「符號的加工」，然後在「哈日之城」西門町的店裡販賣，等著哈日族上門。這個故事說明了全球化下生產鍊、商品鍊的複雜性，在這個全球化資本主義的脈絡中「哈日」做為符號象徵，「日本」變成一個符號，得以營利可供消費的符號，這其實鬆動了哈日商品中「日本」形象的穩定性，「哈日」商品的「哈日」是被掏空的概念，容你填塞，在生活中以斜仿或著挪用的方式繼續哈「日」。在這個過程中在「哈日之城」青少年所消費的「日本」，是消費一種重新發明名為「日本」的概念，這樣的分析不曉得能不能稍稍抒解那些持日本流行文化殖民觀點的人的焦慮。

三、結語

「哈日之城」的主角青少年及其消費文化是重新啟動西門町的最大動能，這其間都市政治運作下的空間規劃方案或著青少年文化政策都供給了西門町養份，配合著商業資本的運轉邏輯，「哈日之城」—西門町成為城市「翻轉軸線」的火車頭。西門町周邊空間的改造，儘管投射的對象不同，不管是疑似的殖民情境還是遙遠的上國情趣，這些推動西門町的復甦方案裡，受到各種力量的青睞，講得比較動聽可以說因為西門町向全球化的文化想像開啟了通道，將遙遠的時間與空間與地方性場景交織在一起，譬如昔日三線道成了仿巴黎的香榭大道（遲恒昌,2001:59-64）。青少年空間及消費文化受到地方政府極大的關注，影響了社會與空間資源的分配，不能言說的是青少年的（哈日）消費文化做為西門町都市更新的動能，西門町的內涵不是前後連貫的一個整體，我們所面對的西門町不是一個，而是許多個社會空間，空間的生產與社會關係相互孤立，但在空間規劃上卻未思索到西門町的社會結構，而系統性地排除了空間中其他使用者（遲恒昌, 2001:98-101）。

做為台北舊市區重新復甦的西門町，亟需商業資本的投資，西門町新世界大樓「誠品116」接班重寫了西門町徒步區的入口意象，新打造的新高級化資本主義地景，文宣露骨地寫著「誠品新世界大樓 西門町文化大震撼 麥當勞不見了！後天異質混種 誠品新勢力 接班西門町新世界」，重新裝潢的麥當勞反而退居二樓，以空間設計的手法驅散了長期盤據麥當勞的「怪叔叔」，「後天異質混種」的青少年次文化是「果汁機」攪拌後的混雜風格，既模仿外來流行的符碼以塑造身分，拼貼與挪用又主動創造個人風格，資本主義全球化的消費氛圍確實使得青少年能跨越地理的尺度，接合到更寬廣的亞洲與全球青少年消費文化脈絡之中，但這樣的能量並未能破解資本的迷咒，也並不能保證就一定具有什麼抵抗性的意義，因為很難避免得不斷購買，以挪用商品化的力量。

掀開地景的層層疊疊，西門町有其歷史上的弔詭，再次粉墨登場的日本文化，早已面目不同，邁向日本化與全球化的「哈日之城」究竟又回應了什麼殖民現象？殖民城市的西門町被要求欲望著帝國首都的鬧區淺草，西門町被連結上淺草的想像（遲恒昌，2001:26-29），今日「哈日之城」西門町則是慾望著東京原宿，世紀初和世紀末的西門町竟然同樣「日本化」，對於「哈日之城」不能只是以盜版的原宿視之，當今西門町青少年的日本熱並不是歷史的回頭，「哈日之城」跟過去的殖民過程也不能直接繪上簡單的延長線，可是不容否認地是「日本」仍然持續做為台灣現代性的來源，西門町無法獨自演繹自己都市消費文化的角色，而是架構在區域化下的東亞青少年流行文化之中，只得跟著大風吹，一會兒哈日一會兒哈韓，那麼亮麗的表面與搭連上全球化的「哈日之城」的開放性與多元性，其實也就只能是一種自行攪拌，把這種混雜故作為獨特的消費文化的都市空間，而東京的街區仍然做為西門町的鏡像。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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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釋：

這處筆者採以李明璁（2001）的用詞。【回本文】

關於台灣的日本化，（2000a）以日劇和日本流行音樂為例進行分析日本商品的「全球在地化」（glocalizaion）的過程，而在這日本商品的「全球在地化」策略與解除日本文化商品管制之前，台灣早已以模仿的方式，引進日本流行演藝界的偶像成功模式（Ching, 1998）。【回本文】

儘管在中國大陸也存在不少「哈日族」，然而某些民族主義的禁忌還是存在著，例如趙薇一次著上日本軍服的公開演出，引來一片譁然，甚至數次的潑糞攻擊。【回本文】

「人民日報」網站轉載《中國青年報》（2001年2月15日）由范麗青撰稿的〈透視台灣社會的“哈日族”〉http://www.people.com.cn/GB/shizheng/18/20/20010215/396323.html，特別一提的是范麗青曾來台採訪數次。【回本文】

中時時報2001/3/1。【回本文】

但我無意將「哈日之城」等同於「哈日族」之城，也不代表我完全同意一般媒體所報導西門町為日本流行文化入侵之地，若我們探究西門町這一消費空間的特殊發展脈絡，以及其中展佈的社會關係（如階級、族群、性別、年齡、性傾向），我們才能知道「哈日之城」並不是均質的結構，甚至這只是西門町的繁華表象。【回本文】

有關西門町做為「殖民城市下內地人的歡樂街」的空間文化與歷史社會的分析，這一部份請參見遲恒昌（2001:16-32）。【回本文】

例如同樣歷經被日本殖民的南韓，至今尚未全面解除對日本大眾文化商品的管制，而五月底日韓合辦世界杯足球賽即將開打，根據中央社外電報導，南韓政府宣布今年六月南韓、日本共同舉辦的世界杯足球賽開鑼時，南韓將暫時取銷不准播放日本歌曲的禁令。另外一個跟媒介傳播的話題是立委關切公共電視台播映日劇，理由是國家出資的電視台不能助長哈日風，排擠國內影片的生存空間。【回本文】

外界對西門町商圈六千家大小店鋪的數字來自於以西門町為管理轄區的漢中派出所所估計的。 【回本文】

我說西門町以「原宿」為投射對象，「原宿」只是一個象徵，是東京、日本的表徵，無庸質疑的事「涉谷」、「新宿」同樣地做為西門町慾望投射的對象，而經筆者觀察以「原宿」竹下通來說明較為貼切。【回本文】

店鋪的周轉率之高，筆著在寫這篇文章時，台日合資的台隆HANDS已經由西門町搬遷至忠孝東路商圈的的微風廣場，原大樓為販售青少女商品的大型商店「美華泰」接手，一如誠品在店名加上了數字變成「美華泰1.18」，這家招牌明亮的迴轉壽司店已經搬遷還是歇業，總之不在那個空間位置上了。【回本文】

近畿日本旅遊Holiday「台灣」2001.4-9月，頁35。【回本文】

JR西日本旅客鐵道株式會社東京旅行業部,臺灣旅遊DM「台灣夢紀行」2000.10-2001.3。【回本文】

　　編輯： 趙彥寧；張茂桂、郭力昕、單德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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