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6月28日 星期二

中華民國91年12月24日星期二

中華民國91年12月24日星期二



《自由廣場》稿約



※ 基本學力測驗往下延伸 另一個粗糙的改革政策
※ 一個真正的醫師必須關懷人
※ 抗生素給藥方式應以一個療程為原則
※ 重建台灣文化與國家認同
※ 打死小偷有罪嗎?
※ 聖誕故事
※ 聖誕和平之期望與實現





基本學力測驗往下延伸 另一個粗糙的改革政策

⊙洪儷瑜

 日前教育部在一個非宣佈重大政策的場合,宣佈了「基本學力測驗」將往下延伸在小學階段開始實施,這本是教育改革上正確的方向,比起當年堅持以基本學力測驗為升高中職的唯一指標還要正確的做法,但是,這兩天由媒體到民間所聽見的,幾乎是一面倒的反對聲音,不知道這樣的反彈是否能喚醒教育部的官員。

 基本學力測驗原本就是國家對自己教育政策的定期檢驗,以便及早了解教育的績效與缺失,其主要在檢驗學生是否達到最基本的教育能力指標,其做法比較像健康檢查,而非選手體能選拔,可惜的是,基本學力測驗當年首次引入我國,居然被強制用來當作升高中職選才的唯一標準,也難怪國人一聽到基本學力測驗就有聯考壓力的聯想。

 這一連串國人對於教育改 革的反彈,除了反映出國人對於教育改革可能的誤解外,更反映出推動教育改革的教育部對於推動政策上的疏失。教育改革諮議書所建議的帶好每個學生的目標,課程開放、補救教育、多元入學等等都是原先計畫的工作,結果多元的課程反而讓條件好的學生需要學習更多,條件差的學生更無法趕上,九年一貫課程與多元入學方案的反彈就是實證,除了可能是政策的執行有偏頗之外,也有可能是配套措施不夠,或是其他需要注意的準備。教育部在面臨這些反彈聲音時,除了堅持之外,似乎未見積極有效的補救措施,如今,竟然在國人對於教育改革如此 不具信心之際,發佈這個震撼的消息,而且沒有任何配套說明,任憑這個焦慮在社會中有一個週末的時間發酵著。

 任何一個有效的行政組織都 應該事先設法了解每一個政策對於社會的衝擊,再好的政策也應該評估社會對於這個新政策的接受程度或可能的困難與弊病。從國中基本學力測驗、多元入學方案、九年一貫課程,可以看到教育部事先沒有足夠的了解與溝通,也沒有充分宣導,更對於執行後可能的後果毫無預測。教育部經常都是在社會反彈聲音很大之後,再來被動地補救,國小基本學力測驗既然和現有的幾個重要教育改革是一配套的措施,而且在預定九十四年才實施,教育部為何不在當年基本學力測驗或九年一貫的規劃中事先宣導或是說明,或根據現有的國中基本學力測驗的檢討 ,提出更具說服力的說明,甚至在一個適當的時機安排比較長的時間以記者會方式說明與溝通,並將基本學力測驗與其他教育改革方案的配合共同提出說明讓社會大眾了解。

 幾年前,我在美國的親戚家中, 晚餐桌上聽到小姪女很慎重地對她的父母說「老師要我們晚上應該吃好一點、早點睡覺。」大家聽了一楞,經過了解,原來小姪女學校隔天要對小三學生實施基本學力測驗,她的老師要求同學要吃得好、睡得飽,以便能有精神和體力把自己的實力表現出來。當天我和餐桌上幾位接受台灣教育的大人,私下討論如果是台灣的國小老師會怎麼處理這個消息,會怎麼對學生說明這件事,事隔幾年,終於發生在我們台灣了,媒體上所聽到的教師幾乎如我們預期的,都是強調將會讓小學生有更多的聯考壓力。在台灣長期對教育改革政策的誤解之下,老師 如此誤解應該是可以被了解的。

 過去很多教育政策確實是教育 部長一聲令下,全國上下同力實施,誠實方案、補救教學政策等都是如此。然而時過境遷,我國的社會對於政府的政策早已不是被動地配合,不知道教育部是否已經察覺,九二八的教師遊行應該也是一種警訊。教育改革目標早在前一任政府已經確定,雖然歷經多位部長,重點有點差異,但方向一直沒有修改,教育部對於這個既定的政策為何以如此粗糙的方式宣佈,真是令人不解。任何一個民主的社會,對於重大政策不應該只有突來的宣佈,當局對於這樣的發布,是否預料到可能的反彈,是否有充分的說明或應變的措施,還是要讓小學基本學力測 驗變成教育部的農漁會金融改革政策呢?希望教育部能利用一個週末準備出一套撫平社會焦慮與反彈的因應措施。 (作者洪儷瑜╱台灣師範大學特殊教育系教授,大學改革促進會理事)


一個真正的醫師必須關懷人

⊙賴其萬

 由教育部醫教會主辦,陽明大學承辦,在陽明醫學院何橈通院長及通識中心蔡篤堅教授的悉心企畫下,台灣全國十一所公私立醫學院醫學系的領導者、通識教育的老師,以及熱心的醫學系學生們,一起在十一月三十日與十二月一日的週末,展開為期兩天的「全國醫學系通識教育觀摩會」。

 醫學系的通識教育,與大學其他科系的通識教育不盡相同,這種師資人才在台灣也比較有限。這次觀摩會的目的,是希望能夠藉由這個機會,使各校醫學系教導通識教育的老師齊聚一堂,互相觀摩通識教育的教學內容與授課方式,藉以全面增廣十一所醫學院校的通識教育課程內容與提高授課的水準,進而建立全國醫學系通識教育老師的通信網與人才庫,互相支援。

 大會首先由國內對醫學人文教育最熱心關懷的兩位大師—醫教會主任委員、前成大醫學院創院院長黃崑巖教授以「台灣醫學通識教育作得好嗎?」與和信治癌中心醫院黃達夫院長以「如何做好醫學系的通識教育?」為題,做了兩場精彩絕倫的專題演講,之後全國十一所醫學院醫學系,分別報告如何規劃通識教育課程,並推出各校較有創意與特色的通識課程,與他校分享。同時,各校學生也主動參與討論通識教育的理念,以及檢討各校課程的長處與短處。

 在這場討論會中,我們也有機 會聽到了各校對於加強醫學系通識教育之時間與內容所遭遇的困難。讓我尤其感慨良多的是,一所國內知名的醫學院談及醫學院評鑑訪視後,建議該校好好保留其醫學系第一、第二年所謂的「醫預科」,以充實通識教育,到第三年才開始進行基礎醫學、臨床醫學的課程。然而有些醫學生的家長卻反映,既然醫學系有那麼重的基礎醫學與臨床醫學課程,為什麼不在第一、二年時,就讓學生早點進入醫學系的專業課程,甚至還有家長向學校抗議說,如果醫學系一、二年級的課程與文學院沒有兩樣的話,那麼怎麼算是進了醫學系。我想,我們可以理解 這些望子成龍的家長們的殷切期待,以及一些醫學生甫入校門就躍躍欲試、巴不得能夠披上白袍、掛上聽診器到病房實習的心情,但我們擔心的是,如果醫學系未能使學生先奠下深厚的人文教育,那我們的醫學院將只是粗製濫造「醫匠」的工廠,而不是培養能關懷照顧病人的「良醫」學府。以目前台灣的教育系統與美國醫學教育相比,我們不得不承認,美國高中學生教育的廣度與深度,遠比我們的高中學生以應付聯考為目標的教育來得更為理想,而他們進入四年制的醫學系之前,又已完成四年大學教育,修完核心通識課程,因此,美國的醫學生入校時,都已擁有充分的通識 人文修養。但在台灣,高中教育因為升學 主義帶來的先天不足,如果進入醫學系再沒有及時用心地「亡羊補牢」,那麼我們培養出來的醫生將會是什麼樣的醫生?台灣醫界的許多亂象,一些令人齒冷的行徑不正是反映了我們醫學教育中欠缺的人文素養嗎?說實話,台灣今天的醫界已讓我們的醫界大老宋瑞樓教授感慨地說:「當年醫學生沒有教好,才會造成今天醫界如此的淪落,我真的要切腹自殺。」我們一定要讓社會明白,我們醫學界的自律應始於醫學系的教育,惟有透過理想的通識人文倫理課程,我們才能培養出一群不只是有專業的能力,又擁有理想、愛心的年輕醫生。

 希望我們的社會,包括醫學生與其家長,都能夠了解最近出版的《一代醫人杜聰明》(楊玉齡著)所引述的這段醫學教育的內涵:「醫界耆老杜聰明教授的老師高木友枝校長也兼任生理衛生以及倫理修身課目的老師,指導學生做人的活學問,訓誡每屆畢業學生:『在做一個醫生之前,要先做一個人。』」

 世界醫學教育聯會建議醫學 院的課程必須包括七項要目:「基礎生物醫學科學」、「基礎行為社會科學」、「人文」、「一般臨床技巧」、「臨床決定技巧」、「溝通能力」以及「醫學倫理」。試問我們如果不加緊第一、第二年的「醫預科」的通識教育,來做培養良醫的奠基工作,那麼我們的醫學課程充其量也只能做到「基礎生物醫學科學」、「一般臨床技巧」與「臨床決定技巧」三項,而今天醫病關係的不理想、醫療品質的江河日下,有些醫學生、醫生「向錢看」的價值觀、林林總總不也是與我們忽略了另外那四項重要課程有關嗎?在今天這「速食麵」的心態下,也許有 人真的以為我們也可能用福特幾分鐘合成一部汽車的高效率方法來製造醫生,但內科權威教科書作者哈利遜(Harrison)在第一版序言的金玉良言,應該是給這些忽視醫學教育真諦者的暮鼓晨鐘。他說:「醫師必須具備技巧、同情與了解的能力,因為病人並不只是症狀、徵候、喪失功能、損害器官以及不穩定感情的堆積物。病人是人,有恐懼但還抱有希望,想找尋解脫、幫忙與心安。對醫師而言,就像對人類學家一樣,人並不是奇怪或可憎的。一個不喜歡人類的人,雖仍可能是一流的器官疾病的診斷專家,但卻很難成為一位好醫師。一個真正的醫師,是能對人像莎士比亞一 樣,對聰明與愚昧,驕傲與謙虛,英雄與小人都有興趣。他必須關懷人。」

 我衷心地希望醫學生、家長、醫學院的老師以及社會大眾都能了解並肯定醫學系通識教育在台灣醫學教育的重要性,惟有透過這樣的共識,我們才能培養出有人文素養、能關懷病人、又有精湛醫術的良醫,而台灣的病人也才能得到合理的照顧。(作者賴其萬╱醫師,教育部醫教會執行秘書)


抗生素給藥方式應以一個療程為原則

⊙封安珍

 在喚起民眾對抗藥性的普遍重視之後。去年開始,行政院衛生署,國家衛生研究院和國家醫療品質委員會,作了許多努力來教導民眾正確服用抗生素的方法,希望能夠導正大家未經醫師處方濫用抗生素的情況,以免將來民眾身體產生抗藥性,有病沒藥醫。國人濫用抗生素是導致台灣抗藥危機的主因之一,但還有一個因素也令人十分擔憂,即是在一般門診經醫師診斷的確需要給予抗生素治療的情況下,抗生素的不當給藥方式和期程,恐怕也是導致抗藥性的重要原因之一。

 在美國,病人因為感冒發燒而到醫院看病。醫師仔細的檢查後,若診斷已為中耳炎,醫師開給病人十天的抗生素。醫師會向病人解釋,抗生素的一個療程為十天,十天的抗生素一定要服用完畢,不可隨意停藥,以免身體產生抗藥性。而在台灣,病人因為感冒發燒到醫院看病,若經診斷需要服用抗生素,醫師通常給予病人三天的抗生素。我疑慮抗生素吃三天足夠嗎?醫師告訴我,藥吃完後,再回來門診。

 在醫院從事臨床研究工作,我與醫師同仁討論抗生素使用量,如果醫師提供了正確的診斷,當感冒或流行性感冒的病程已經從病毒感染轉變為細菌性感染,而需要抗生素的治療,給藥三天是不夠的。事實上,服用過三天的抗生素,較弱的細菌已被消滅,較強的細菌尚需要更長的時間才能屈服於抗生素的藥效之下。此時若不繼續服用,倖存的細菌會改造強度繼續繁殖生存,導致了嚴重的抗藥性。

 臨床上實際經驗顯示對於大部分的上呼吸道細菌性感染病人,服用過三天的抗生素後,病情開始好轉,許多病人往往覺得自己已經好了許多,不想再奔波去門診,便自然的沒有完成療程,停止服用抗生素,抗藥性的問題又產生了。抗生素過量與不及的不當使用,都是濫用。

 三天而不是一個療程的抗 生素給藥方式,是否為台灣普遍的上呼吸道細菌性感染的給藥原則?全民健康保險藥品給付明文規定,門診使用抗生素以不超過三日為原則。如有必要,每次以七日為限。全民健保這項給付規定,無意中造成門診和醫院不當使用抗生素的情況,無形的影響了台灣的醫療行為。即使在確診的情況下,礙於全民健康保險藥品給付制度,醫師也不會給全一個療程的抗生素,只好夾在專業素養和藥品給付制度間,技巧的告訴民眾帶著健保卡再來回診。到底要看診幾次,蓋幾格健保卡,才能完成一個抗生素療程還是令人擔憂的其次,重點是病人會不會回來看診 ,完成抗生素療程?能不能按時服用?若未能按時完成抗生素療程,病是否會痊癒?這些考量使得抗藥性的產生,增添了許多不確定的因素。以公共衛生的角度看來,如果沒有把握病人按時回診,以病人心理的考量,抗生素給藥方式應以一個療程為原則。

 過與不及的服用抗生素,導致國人驚人的抗藥性成長速度,實在可怕。抗生素屬於管制藥品,在衛政單位宣導教育民眾,切勿未經醫師診斷自行購買或服用抗生素之外,深切的影響著國人的醫療行為的全民健康保險制度,對於降低國人抗藥性,是責無旁貸的。既然抗生素的濫用,包含了過量與不及的不當使用抗生素。

 從政策與制度上,全 民健保制度應該發揮特有的影響力,認真思考現行的對策與未來的方式,確實做到監測抗生素用藥處方的責任。從醫學與病人心理來考量,抗生素的給藥原則應以一個療程為準則。無論三天或七天,對不同的病因,都有可能是過與不及的處方。醫師掌握著抗生素用藥處方的權力與義務,無疑是導正抗生素濫用情況的重要因素。全民健保制度應該尊重醫師的診斷和處方,不應以給藥三天或七天的原則為限制。讓醫師能給予病人一個療程的抗生素。避免抗生素服用療程不全,或是服藥間隔不定所導致的抗藥性。(作者封安珍╱和信治癌中心醫院生物統計組長 )


重建台灣文化與國家認同

⊙陳隆志

 台灣新世紀文教基金會於十二月二十一日舉辦「台灣文化的重建」研討會,參與的諸多學術界及文化界朋友,在台灣如何邁向現代化第一流國家的目標下,針對文化層面進行廣泛的意見交流,經過參與者熱烈的討論,深深感受到台灣文化重建的迫切性,對強化國家認同有很大的意義。

 台灣是一個海島國家,也是一個移民佔大多數的社會,在這種情形下,台灣的文化自然充滿了多樣性。但是,過去在外來政權的戒嚴威權統治下,台灣文化的多元性被迫消音,取而代之的,是配合外來政權的利益,透過媒體與教育體系,對台灣人進行文化上的洗腦,造成自我定位、國家認同的錯亂。一個新國家的建立,所依賴的是堅強的意志與決心,台灣忽視自我文化定位的結果,就是有人甘願放棄政治的主導性,臣服在中國之下,而不願意接受「台灣、中國,一邊一國」、認同台灣是自己國家的事實。

 過去我們忽視台灣主體文化存在的價值,也很少思考如何配合祖先前輩的經驗累積,開拓出適合自己發展的空間。想要成為世界第一流的國家,必須將前瞻的視野與積極的創造力,內化為文化的基礎。一方面,我們要發掘台灣文化的特殊性,積極展現自身的特色,深耕本土教育,強化國人對台灣歷史、地理及文化價值觀進一步的認同,作為重建台灣文化的基礎;另一方面在此基礎上,擴大與世界各國文化交流,吸收他國文化的長處,以釐清中國化等同於全球化的迷思,確實將台灣生命共同體的理念融入每一個人的生活當中。

 台灣是一個由四大族群─原住民、福佬人、客家人與「外省人」所組成的社會,不同的族群有不同的歷史經驗,必須相互包容尊重、團結合作,才能刻畫一個未來發展的願景。凡是認同台灣是自己國家的人,不分族群,都是台灣人;應在「台灣為自己國家」的前提下,凝聚「台灣人」的共識,共同打拚使台灣成為一個民主多元、世界第一流的國家。 (作者陳隆志╱台灣新世紀文教基金會董事長)

打死小偷有罪嗎?

⊙蔡吉源

 法官判決打死侵入屋內小偷的屋主防衛過當,所以予以過失殺人罪定讞。

 海耶克曾說:「只有懂得經濟學的經濟學家,不是一個優秀的經濟學家」。我們可以延伸這句話說:「只有拘泥於法條的法官,或只有懂得法律的法官,不會是一個優秀的法官」。

 一個社會是否文明,可以從整個制度及市民是否尊重財產權及隱私權而得知。當我們以平均國民所得高達一萬三千美元而沾沾自喜時,看看政治、經濟及社會的亂象,就可以知道,我們距離歐、美、日的先進國家還遠得很。而其中最嚴重的原因,就在於司法的長期怠惰,完全不去探索進步的司法制度為何物,更不知尊重私有財產權及個人隱私權是公平正義的第一步,以至於白領罪犯逍遙法外,作奸犯科層出不窮。

 歐美現代社會之所以能創造科技文明,建立完善的民主政治,可以說完全依靠對私有財產權與人權的絕對維護。因此,有自由思想(思考)與自由創造的環境,足以讓每一個人發揮其聰明才智,展現無窮無盡的文化及文明的創造力。

 這還不夠,如果對私有財產權或個人的創作(智慧財產)沒有刻意保障的話,就缺乏創作及累積財富的激勵作用(incentives),現代化的自由市場制度就無由產生,而形成一團亂的社會,像眾多落後的國家社會一樣,當然,台灣與中國都包括在內。從這個角度看來,台灣與中國都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是一個契機,是一個融入現代化社會的重要契機,我們一定要在法律、社會制度、政治制度及經濟制度上與西方進步社會接軌。其中,司法是展現公平正義的重要基石,更需扮演邁向現代化社會的火車頭角色,才能洗刷中國文化是文化雜草的恥辱!

 一九七○年代,在美國有一個判例述說了對私有財產權的絕對尊重。有一個日本人光天化日之下隨興闖入人家的花園,遭主人從屋內加以射殺。法院判主人無罪,理由是:任何人非經允許不得擅自闖入私人財產的領域。

 小偷侵入屋內企圖偷竊比闖入花園不知嚴重多少倍,輕則屋主財產遭受損失,重則家人生命受到不應有的威脅,警察無能對納稅民眾做周全的保護,屋主冒生命危險出面維護公權力,何罪之有?現在屋主被判罪了,無異鼓勵人人都可以去當小偷,只要不被打死就好!恰似車禍發生被車子撞死的是闖紅燈的行人,卻要判駕駛的罪而不先去追究闖紅燈者的罪一樣,都在鼓勵民眾違法亂紀。這樣的司法判決誰會守法!(作者蔡吉源╱中研院副研究員)


聖誕故事

⊙王崇堯

 聖誕節(Christmas)此字源是由基督(Christ)與彌撒(Missal或禮拜)組合而成,是紀念基督宗教創始人耶穌基督降生的日子。事實上耶穌何時降生無法確知,西方教會是在公元三三六年的十二月二十五日第一次慶祝聖誕節。此時期原本是羅馬人的太陽節慶,羅馬人從十二月十七日起開始農業神(Saturn)慶典,農業神的任務主要是迎接太陽神(Sun)的重生,於是後來日曆就以Saturday為星期六,而Sunday成了星期日。

 早期教會傳說,有十二個東方博士前來朝拜聖嬰,後來慢慢變成三位。帶黃金的Melchior是位灰髮長鬚的老者,黃金象徵獻給君王的登基;帶乳香的Caspar是位面色紅潤的年輕人,乳香預表獻給祭司,祭司(pontifix)的含意是「築橋者」,代表在上帝與人之間築橋,使上帝與人和好。帶沒藥的Balthasar是位黑人,沒藥是一種防腐劑,象徵主耶穌將來在十字架上的受難。可見東方博士朝聖的故事,是在述說耶穌是君王、是祭司、是救主。

 聖誕節中最受孩子們歡迎的人物是聖誕 老人(Santa Claus),他是第四世紀土耳其南部海岸Myra的主教聖尼古拉(St.Nicholas),相傳他在羅馬皇帝Diocletian期間殉道。由於他生平喜愛小孩及樂於助人,而成為兒童與窮人的守護聖徒。聖尼古拉荷蘭語稱Sinter Class或Santa Claus,後來隨著荷蘭新教徒來到美國再流通世界各地。一八八六年,卡通畫家Thomas Nast描繪了現今聖誕老人身穿紅衣胖胖的圖像。聖尼古拉最動人的故事是幫助一窮人家的三個女兒準備嫁妝,尼古拉把三個裝著黃金的袋子,在一個晚上從窗戶丟進此窮人家時,湊巧剛好丟進一隻放在火爐邊等著烤 乾的襪子裡。因這樣的傳奇故事,每年過聖誕節時,小孩子都會準備好襪子,等著聖誕老人送禮,此時有默契的父母就要充當聖誕老人了。

 聖誕節中聖誕樹(ever green)的裝飾是來自北歐Scandinavian的風俗,當時砍一棵樹裝飾在屋子裡的目的是要嚇跑魔鬼。十六世紀德國宗教改革家馬丁路德曾提倡將聖誕樹當作聖誕節的象徵,也由此介紹到英國。十七世紀移居美國的德國人,也把聖誕樹的裝飾帶來美國,然後十九世紀美國的傳教士再把此風俗帶到世界各地。另外,一八四三年時,英國的J.C.Horsley第一次設計了一千張的聖誕卡片,卡片上寫著「祝你(妳)聖誕歡愉及新年快樂」(A Merry Christmas And A Happy New Year To You)。

 聖誕節中所吟唱的「聖誕頌歌」(Christmas Carol),相傳是十三世紀的聖法蘭西斯(St. Francis)所提倡。特別在他創立的孤兒院中,藉由聖誕歌曲帶給兒童歡樂溫暖。孤兒院或托兒所(creche)的概念,其實也是由耶穌出生時的「馬槽」衍生而來,而耶穌出生在馬槽時,有天使齊來頌讚吟詩,這可說是最早的「聖誕頌歌」了。

 一八四三年,英國小說家狄更斯(Charles Dickens)寫了一本膾炙人口的出名小說「聖誕頌歌」,描寫一位倫敦吝嗇商人Scrooge如何苛待他的伙計Bob Cratchit。在聖誕節前夕,Scrooge的朋友Marley的鬼魂找上他,帶他去看Bob Cratchit的家庭,看跛腳小孩Tiny Tim。他們雖然窮,但全家仍很快樂。聖誕節早上,Scrooge醒來,深悔自己過去所為,於是大大改變,開始樂意幫助別人。也許,這才真是歡度聖誕佳節的意義吧! (作者王崇堯╱台南神學院教授)

聖誕和平之期望與實現

⊙羅榮光

 又逢一年一度的聖誕佳節,洋溢著溫馨、和平與喜悅!然而,對於全體台灣國人來說,聖誕佳節究竟有何實質與深沉的意義呢?值得我們深入省思。

 古以色列的大先知以賽亞曾預言耶穌基督的降生並宣告:「祂名稱為奇妙、策士、全能的上帝、永在的父、和平的君。祂的政權和平安必加增無窮,祂必在大衛的寶座上治理祂的國,以公平公義,使國堅定穩固,從今直到永遠…。」(聖經以賽亞書九章6-7節)可見耶穌基督的降生是為普世人間帶來和平、公平與公義,因此當祂降生在伯利恆城時,天使出現吟唱意義深長的詩歌:「在至高之處榮耀歸於上帝,在地上和平歸於祂所喜悅的人。」換句話說,祇有上帝所喜悅的人,始能享有真實的和平與平安。

 一個上帝所喜悅的民族,必定是追求公義、公平與和平的人民。因之,在今年二○○二年聖誕節前夕,我們全體台灣國民,必須努力追求「民主共和」、「族群共和」、「生態共和」與「世界共和」的和平公義境界,人人成為公義和平之使者,傳播公義和平的理念並努力實踐,從每個家庭生活開始展延到社區、國家以及全球。

 針對我們台灣全國兩千三百萬人民面臨中國的武力威脅,似乎台海的和平搖搖欲墜,隨時有爆發戰爭的可能。然而,面對東方專制制度和國家恐怖主義的最後據點—共產中國,我們必須更加展現與堅持民主、自由與獨立的國家意志。不能以促進「兩岸和平」為由,放棄自我民主、自由與獨立國家之堅持,而逐步投降,得到不公不義的假和平而已!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總會於今年八月一日發表「以台灣國名,行台灣路—台灣國家正名,加入聯合國運動宣言」。宣言中「嚴正要求中國政權撤離所有瞄準台灣的飛彈,解除各種武力恫嚇與威脅,對台灣展示善意與和平」之後,很奇妙地,歐洲議會壓倒性地通過決議案,要求中國撤除對台威脅的飛彈,接著捷克國會做同樣的決議,台灣國內陳水扁總統也向北京政權嚴正要求撤除飛彈,還有美國政府亦發出同樣的聲音…,可見人同此心,心同此理。

 際此聖誕和平佳節,我們國人不只要祈願和平臨在,也要全國各個民間團體、宗教團體與國會…都一起出聲,嚴正要求中國北京政權立即撤除飛彈與各種軍事威脅,展示其善意,如此,始能實現真實的公義和平。我們更要藉著各種管道,包括政府外交單位以及各個非政府民間組織向世界各國以及國際正義之士,要求他們連續發聲,嚴正要求中國以言語和行動實踐和平之承諾。

 台海若發生戰爭,我們可以預見的是台灣國內將死傷無數,然而,台灣也不會靜靜地挨打「坐以待斃」,我們採取必要的防衛與反擊,也會造成中國沿岸人民的死傷無數,與工商發展之停滯和倒退。因之,任意掀起戰禍的就是台灣國民與中國國民的公敵,也是全世界愛好和平人士的公敵。在此聖誕和平之佳節,我們要懇切祈禱,防制此一公敵之出現,公義、公平與和平始能實現。(作者羅榮光╱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牧師)

沒有留言:

張貼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