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山上教書教了不久,又失業了。無法度,去做小學代用教員,做了一年半,校長要我去考檢定,不然要辭退。我是抱著要辭就辭啊,實力我又不是沒有,而且我喜歡音樂,日本時代大家都貧窮時,我家還有一架琴在「叮咚叮咚」,士林街仔只有三架琴,學校一架、教會一架、我家一架。我即使再笨,至少知道黑鍵、白鍵在哪裹,不然也知道「Do」在何處,「Re」在何處。日本時代吸收西洋文化,在日本內地較快,在臺灣只有極少數有錢人稍微可以跟上。所以校長叫我要考音樂教師鑑定,我生氣,我的態度是:要雇用你就用嘛,不用就算了嘛。我認爲我是人才,校長不會用,是國家的損失,算了,領導者若不會看人,不會用人才,我覺得沒有必要去爭。若是沒有資格,我不一定要賺你這些錢。
我做老師,通街仔出名。講個笑話:我做老師時,有位小學一年級不識字的孩子,雙十節人家在貼標語「中華民國萬歲」,後面再加上一句「蔣總統萬歲」,會拍馬屁的再寫一張「萬萬歲」貼在圍牆上。小孩子在圍牆上尿尿,標語濕了,漿糊失去黏性紙翹起來,又用小手將這張標語勾破了。這在小孩子來講,應該是很正常的事,但不幸被警察仔看到。外省仔警察踩著腳踏車,將孩子捉走了,可能是打電話來,叫校長去派出所。我正好有事要找校長潘銀貴,聽說校長不在,在警察所,我踩著腳踏車,就到警察所。見到校長,就說:「校長,回校辦公,我有事要找你蓋章。」警察問我是誰,我說我是學校老師,警察又說這個孩子怎樣怎樣,我說:「教孩子是我們身爲老師的事情,我們教不好,應該帶回去教,謝謝啦。」將孩子牽著回校。警察若說:「啊,這孩子怎麼這麼不衛生?」這我聽得懂,但說孩子尿濕標語,就想戴政治帽,被罵成這樣,小孩子也莫名其妙!搞不好以後連尿尿都不敢!
有讀書的就知道,我們的興奮是皇帝制度換成民主了,卻還在「萬萬歲」。
終戰後,北商體育老師也是外省的,說要教我們踢球,穿長袍,前後襬提起來綁在腰上,一大駝;球滾過去,提腳一踢,包仔鞋飛出去,球滾到後頭去,說這叫足球。我考中學北商校時,伏地挺身36次,要考入日本人學校,單槓拉到胸部,教官拿著指揮刀,從屁股輕拍下去:好了啦,太多了啦,後面還有很多人要考。以前入學考要考體育,體育沒過,不能錄取。臺灣人要和日本人競爭考學校,學科、術科、體育若沒有强過日本人三倍,別想考上。有十分的把握去考不一定會上,至少要十二分的把握,考120分,被扣三成,還有90分,但還不一定會錄取,還要看家庭。日本人很看不起臺灣人,這是事實。
代用教員之後,就沒做什麼一般職業了,只學鋼琴、教音樂。所以,等到身分證發出來時,我的職業是「家庭教師」。中華民國只有我這張而已,現在辦戶籍的人看到還要間我「什麼是家庭教師?」古代的家庭教師是貴族在雇用的,請到家裹,權力很大;但家庭教師也要博學,音樂、美術、歷史、文學、技能、運動各方面都要懂。我到現在還每天騎馬(英式馬術)。
學音樂的機緣
我學音樂是戰後,父親過世,二哥被槍殺了,整個家庭都散了。較我年長的哥哥,家裹待不下去,鬱悶,跑到基隆當學校的數學老師,賺些錢來過日子;臺大畢業後,曾當工師,到過石門水庫,是技術者。
我單獨住在家裏,一間房子很大,不打緊,光看房子和家具肚子又不會飽,水泥又不能當飯吃。我曾經沒錢吃飯時,只靠喝學校的自來水過日子,告訴人家沒人會相信;心情又鬱悶。調查人員一天到晚來調查,每天晚上來敲門,後來我索性門不關了,省得半夜起來開門。我家裏有一架琴,很寂寞孤單時,只有敲敲琴自我安慰安慰。「咚、咚、咚」的聲音,讓我非常安慰。
父親在世時,卻認爲這種事不是男孩子的事,以前若偷摸琴,父親就說:「這是姊姊的。」我不知道父親買琴的動機,是爲了我姊姊,還是因爲有錢,買來擺著好看,還是想吸收西洋文化。但要吸收西洋文化,不是買來擺個樣子就可以了。反正父親禁止我碰琴,認爲有那種時間不如去運動場跑一跑,或去學柔道、劍道。很有趣,小孩子反而是越禁止的事情越喜歡,我挺頑皮的。因爲聰明嘛,笨的孩子怎麼皮得起來,我們兄弟若每個都順父親的意思,開業當醫生,現在我們郭家還是有錢人。但二哥琇琮學醫是要救世,要當史懷哲,屬理想主義。
郭琇琮原來也不是要讀醫學院,到日本考工業大學,父親說,念這以後要當黑手嗎?他回來,回來不怕沒有帝大可以讀。的確,我們家的孩子要讀帝大很簡單,書會讀,日本話會講。我讀西門國小,去年八十週年校慶,日本有一百多個同學來臺,我自我介紹時,他們還懷疑我是不是戰後沒有回去日本,讓臺灣人收養,變成臺灣人。因爲我日本話說得很好,聽不出是臺灣人。
我們家是年紀越小日語越好,因爲皇民化的關係。像二哥還會抗日,我也覺得奇怪。我知道他很勇,日本人好幾個被他拖到圓山山上打,打到襯衫又破,又沾了血。回家我問他,他騙我說是被日本人四、五個圍攻但沒有受傷,經過沒幾天,憲兵來家裹,才知道他是抗日。他的本性就是這樣,具有民族性,但他是日本人的奶水養大的。到我的時代,更是日本人了。
國民黨硬說我哥哥是共產黨,我不信,若眞是共產黨,也不會在媽祖宮教「三民主義,吾黨所宗」了。那時他可能還是認爲,「呀,我已經做中國人了」就興奮老半天。臺灣人確實沒有政治腦筋,分不清楚。
尾隨不去的陰影
二哥出事後,我們家,包括哥哥姊姊們的家的白色恐怖一直持續到前幾年。在刑法一百條廢除之前,一直受到監視。我們這種戶是一種戶,「老頭家」(蔣介石)他家也是一種戶,都需要憲警時常照顧,一種戶還有很多,如開妓院、鱸鳗人、竊盜、新聞記者、知識分子。新聞記者爲什麼是一種戶,因爲知道太多了。這個社會知道太多、太聰明不可以。
我的家族在白色恐怖時代,尚有兩個人受害,一位是我姊夫的弟弟江德興,他是外科醫生,被指爲共產黨而被槍殺。一位是我另一個姊夫姜文鑑,在臺大哲學系念書時也被指爲共產主義者,捉進去關了十年,那時他和我姊姊尚未結婚,姊姊苦等了他十年,出獄結婚不久,就過世了;隔年我姊姊也過世。我想,他可能只是手上拿一本什麼書,或在學校討論時說了兩句什麼,稍被密告,就中選了。
白色恐怖的陰影,讓我很不想去交朋友,我怕連累别人。别人是四海爲家,大家都是朋友弟兄,道兄道弟,但我不敢;也許今天我和你道兄道弟,明天可能你就會「衰」;親戚知道我家的事情的也盡量不和我來往,而且我的同學幾乎都是日本人,在臺灣同學很少,這樣反而較好。白色恐怖眞是要命。
我不愛和別人交往,不是我孤僻,人家若要來和我一起,我嘴巴笑開,若不來和我交往,我也不强求,也不是說認識我就會得到什麼好處。這個社會「我認識誰,我認識誰」這很有用。我不說假話。
我學音樂、在家教音樂,也上臺表演。音樂界不必文憑,站上臺去,會表演就是音樂家。我開演奏會後出名,但出名後,學生會跟著來嗎?不見得。跟我學音樂,小朋友沒事,但他的父親難保不會有事,所以要來的人也要考慮許多,因爲我家教也不錯,到我這裏學可以學到一些較高尚的人格教養。
到目前爲止(四十多年),我教了一羣學生,我告訴他們:「你們做學生的若不受老師影響,我這個做老師的沒路用;但若受我影響,我敢說不一定會幸福。」因爲受我影響變憨了,一定不會幸福,清高在這個時代沒用。
幾間大學也曾叫我去評審入學考試。我的學生較能幹,可以當系主任什麼的。但我很煩惱,因爲我沒有學歷,社會不承認實力,若沒人抗議,沒事;若有人問:「那個老人家是哪個班畢業?」我就完了,不只是以後不能再去審而已,可能邀請我的系主任也要下臺,也是連累到别人。
没落朱門的驕傲
因爲白色恐怖,我拚命吸菸,喉嚨壞了,無法唱歌了。做一個音樂老師不會唱歌?就好像忘了自己有漂亮喉嚨的金絲雀。
我曾對二嫂說:「兄哥仔這樣算是他好命。」以日本話來形容,二哥是「おぼつちやん」——任性的少爺、阿舍(臺語)。爲了自己偉大的民主理想,做出這麼任性的事,哪一邊較有價值?他的理想是對的,但是做法太任性,他應該考慮到家人。他要就要,我曾經跟他說過,你應該留一口飯給我吃嘛,你要做什麼事沒關係。他幸好是被槍斃了,若讓他成功,繼續領導社會,今天和李登輝一樣任性。講話,有時候沒有瞻前顧後。那天李登輝說了一句話:「怕的人出去嘛,移民嘛!」一個國家領袖可以講這種話嗎?但聽的人爽,因爲在場的人、歡呼的人,那些人是沒錢移民的人,稍微有一些錢的人不高興。對人民不能說這種話,應該照顧得更好才對,我不相信李登輝不怕中共的沖天砲,只說:「安啦、安啦!」我才不覺得安,而是覺得若不小心掉一塊鐵片在臺灣我會生氣哦。要拚才會赢。我的想法是「用拚的,不高尚」,不要這樣,你背後有12億,我們也有2千萬人口呢,大家來談嘛。人很難說,今天我是衰微了,所以說話小聲、溫和,若我父親不是那麼早死,我今天也是少爺呢,也不會讓二哥被槍斃,若父親在,絕不會允許二哥這樣子搞。只是人經過歹命、痛苦,整個想法會不同,這時候這個人是不是仍然乾淨,才是決定其價值的所在。這不是自我標榜,我不會嫖,看到漂亮女孩子沒有興趣,又不是健康有問題;不賭,不玩股票。錢我也愛啊,有誰會說錢太多占地方的,但要有原則。父親管教很嚴格,酒不能喝,所以我不喝酒;父親吸菸,所以我也吸菸。父親喝茶、喝咖啡,我也喝。賭的不會,父親會打麻將,我九歲時就會打,以前有電扇是有錢人,家裹一隻電扇不夠用,父親打麻將時,我站在後面替父親搧風、倒茶,這是孩子應該做的事。因爲這樣,久了,也知道麻將怎麼打了。但我不會去碰,只會看、會玩而已,士林一堆孩子會打麻將是我教的。
我家在土地放領時,已經都沒有土地了。父親聰明,日本在戰爭時,將土地都賣出去,都已經在戰爭了,要土地做什麼!我家經濟變壞,是二哥搞壞的。大哥和李鎮源一樣,純粹是讀書人,只會讀書、研究醫學,他研究內科,對肺結核有研究,但讀台大醫學院時就生病了,畢業不久就死了。他眞的很乖,順順的走,是父親最大的驕傲,但他小時候曾得過小兒麻痺,長大又患肺病。我們家每個人都有肺病,以前肺病很不容易好。因爲有那種體質,對這種細菌較沒有抵抗力,但若體力好就可以抵抗了。
沒有留言:
張貼留言